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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婚姻侦探1年抓到170个小三,为跟踪目标一天吃喝拉撒全在车里

发布时间:2023-02-03 16:36:53 点击次数:

  十七年来看过多少爱情的终结?婚姻侦探戴朋俊估不出来。而对于爱情,他会这么说:要么你就信任,要怀疑,就要怀疑到底。

  上海的天气短暂回温,相比前一周的持续阴雨,这天算得上和煦如春。城市几乎每寸肌肤都干净得像全新的,亮晶晶的写字楼和过曝的草木,坦荡的大马路浇漓着泱泱大太阳。城市淹没在雪纺般无色无味的日光中,但空气中仍然弥散着逼人冷气,板着脸的林立高楼像一根根倒长的刺,从地面穿透。

  婚姻侦探戴朋俊不动声色地坐在他的黑色宝马里,脸上漾着平和冷静,同时捎带着一抹疲惫。苏字打头的车牌,是十多年前从老家带过来的。四面车窗都贴了从外看不见里面的玻璃膜,车厢内绝不挂任何有辨识度的装饰物。

  2019年还剩下三天,搭上他的车,我们去了最后一个蹲守地。目标是一个妻子的丈夫。

  

  戴朋俊身穿深灰色薄棉绒贴身外套,鼻梁上架着只有125度的细黑边圆框眼镜,寸头剔得干净紧致。不是鹿角帽和大斗篷,而是变色龙。中等身材,衣着低调得可以是任何人。融入环境就可以消失。

  “所有的出轨,最终都要落在实地。”出乎意料地健谈,他把自己的职业比作婚姻医生,有病才会想着找医生。2019年,他累计“见证”了170多件铁证如山的出轨。

  170多次蹲守。170多段爱情。婚姻走到中途,男人和女人之间,究竟会发生什么?平均每天十多个来电咨询,20%可能变成他的委托人,其中七成是已婚女性。

  我们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来。机位是精心挑选的,隔着桦树叶恰好看到饭店全貌,不多一分,也不少一寸,左右都是档次不菲的私家车,奔驰、法拉利,我们猫在里面,和树木一样纹丝不动。

  车内气氛死寂,仿佛凝固了某种易碎物,生怕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会破坏这次蹲守。

  正午过后的太阳逐渐炽烈,车厢里愈发闷燥,我稍稍摇开车窗透气,戴朋俊在左手边忙不迭阻止我,你那边靠近街道一侧,最多打开五公分,否则外面一眼就看得到里面坐着人。

  现在,戴朋俊出门调查一般会带这几样:车钥匙、单反、录音笔、摄像机、Gopro相机。如果说摄像机是狙击枪,手机就是手枪。近距离要用手枪。

  

  多近算“近距离”?比如电梯内,偷拍对象可能就在你半个拳头前。两部手机是标配,一部打开摄像头,握在手里,另一部遮挡亮起的屏幕。

  证据用U盘邮寄到委托人手里,一桩案子就算结了。戴朋俊他们自己电脑里的数据要全盘清空,从那时起,他们会当做从不认识委托人,街上迎面撞见,对方不打招呼,他也会装作没看见。

  “调查是我们的事,但婚姻是别人的事。”他不愿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“拆散爱情”。“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婚姻,我们只不过是要通过努力,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。”他说,“虽然选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努力。”

  不是每个人都有本钱去验证自己的选择。出轨未必是有钱人的专利,但真正花钱雇他们的,很多是有钱人。同一屋檐下,翻手机、查账单,亲力亲为再合适不过,但要跟踪取证,只能靠长时间无缝隙的密集追踪。

  我们第二次见面在2019年最后一天。上海的咖啡馆,懒洋洋的阳光铺设进来。十七年来看过多少爱情的终结?戴朋俊估不出来。但他会这么说:要么你就信任,要怀疑,就要怀疑到底。

  以下是戴朋俊的个人自述。

  我2019年接过不下170件委托,吴女士这件是最像“间谍行动”的。

  我还记得第一次会见吴女士,那是两年前的正月。一个清冷的下午,我去吴女士的工作地点——按照她的说法,那个地点是“保密的”。

  我在地图上找不到。只能在电话里听她一步一步告诉我怎么走,开进一栋写字楼停车场,在角落里认出吴女士的奔驰,我缓缓在旁边停下来。吴女士不在车上。这点很关键,她叫我来她的主场,自己却没有立马出现。这种气氛一下被挑高了,她相当于在告诉我:你要按我说的来做。

  十几分钟后,吴女士从电梯口里走出来了,远远地我看到,那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性。一头垂肩长发,瓷白皮肤,踩着高跟鞋,身材娇小,走路带风。

  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,她直接坐到我车里来。她本来要我到她的奔驰车里去,我没答应。为什么呢?如果在她的奔驰里谈,这儿就不是我主场了。

  “主场意识”很重要,直接关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掌控程度和力度。

  吴女士开门见山,说她和丈夫夫妻生活远不如从前了,现在差不多一周才有一次。

  我有些哭笑不得,我说,两个三十多岁就有了自己事业的年轻夫妇,尤其是男人,在这个时段,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无可厚非,也不奇怪。

  但吴女士相当自信,语言很果断,有股逼迫感,她指了指奔驰后座,五位数现金的纸币,装满了鼓鼓的一大袋,在那儿躺着呢。这是准备给我的。她想要证据。我最后给了她证据。

  更早的时候,一个南京的委托人,四十来岁,当地的女企业家,她丈夫在她开的百货商场当经理,每年从她那里拿一百万工资。女人在电话里声音就特别强势,毋庸置疑地说:“我确定我老公有问题。”

  那次我们前期跟踪进行得很顺利,但大概是由于女委托人在当地势力太强,男目标不敢带情人去酒店开房,一个晚上,我们拍到了他们车震的现场。

  那会儿,我们建议女委托人亲自来现场“捉奸”,女委托人又一次在电话里强势打断对话,利落地说,“你就直接告诉我在哪儿,他看到我腿都(会)吓软了。”

  其实从十多年前互联网通讯逐渐普及后,我几乎没有当面见过委托人。从启动到通讯所有流程都线上完成,甚至连合同也不用签。天南地北隔着屏幕,通过声音和对方议价,唯一能感知到的是对方的年龄与性格。

  这里的“强”字不一定代表财力,也未必代表“强势”,而是在婚姻中掌控整个局面的欲望。她们也许能在家庭里扮演一个温柔良淑的妻子,但对待一切异常,哪怕不一定要采取行动,却唯有知晓一切、站在全知的上帝视角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。

  就像一个病人要求而非央求医生告诉他实情,只是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

  都说女人在婚姻中就像福尔摩斯,但福尔摩斯也要眼见为实,不可能靠直觉和第六感破案。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还不够,委托给了我们,就只相信我们的摄像机。

  证据、证据——女人们总想要这个东西。她们对自己的第六感笃信不疑,却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能辅助她们做下一个决定,或什么也不做。

  这是一种懦弱吗?我曾经反复思考这个问题,当年我得出的结论是:婚姻,和婚姻中的人,都是一体两面的。强势的一面背后必定有软弱,就像有爱,也极大可能有伤害。

  

  从苏北到上海来拜师学艺时,师父魏武军——被媒体称为“二奶杀手”,名字曾出现在一档电视节目中——告诉戴朋俊,“蹲守”“跟踪”和“观察”是三大基本功。前两项是技术性的,观察是入行就要开始训练。

  比如记背车牌,最理想的熟练程度,不仅在于牢记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车牌、型号,而是“五百米内通过前脸、侧身、车尾,在1.5秒内锁定车型”,甚至能在看到一辆车第一眼时,脑海里就大略画出用户图像:年龄、品味、经济能力。什么能逃过这样的眼睛?

  有的出轨可以嚣张到什么程度?不仅仅是落到实地了,甚至遍地开花,还以为滴水不漏。

  我曾经有个女委托人是企业高管,不到三十五岁,事业黄金期,日理万机脚不沾地。她老公比她更忙,每天五点准时出门“去健身”,八点准时回到家中,和妻子一起吃早饭。

  还是个小城市,一个人烟稀少的清晨,我们跟随男目标出家门“去健身房”,开车半小时就从城南绕到了城北,径自走到一个高档小区公寓楼里,两小时后,人走出来了,但不是预想的一男一女,而是一个女人带着俩男孩。大点的看上去三四五岁,小的还不会走路。“情人”抱在怀里,男目标和她温存片刻,再开车回到城南家中。

  敢不敢确认那小孩和男目标的关系?长得像,“男目标”抱着小孩宠着亲着,你说,还需要怎么确定?

  无独有偶。一位浙江小城的女士,结婚快二十年,有个念中学的女儿。她笃信自己日不着家的老公有小三,但没证据。

  我们通过跟踪确定了她老公的“根据地”。那是一套公寓房内,她老公的情人、一个小女孩,两位老人,拍得清清楚楚,一大家子齐活儿了。

  就在我们以为可以“结案”的时候,“男目标”有了新动作:这一周内,他分别去了两次同一个别墅。因为调查还没结束,我们就偷偷跟着他去瞧瞧,你猜怎么着?小四出现了。

  傍晚两人走出来散步,小四怀里还抱着一男孩。那是个浙江小县城的大老板,这个“小四”给了他唯一一个儿子。

  没有完美出轨,至少婚姻里没有。一个小城市都这么胆大包天,更别说那些异地分居的了。

  

  2015年左右,上海本地的一位女士结婚四五年,老公突然向她提出离婚,却没给她信服的理由。她“死不瞑目”,想着就算最后走到上诉,也要拿到对孩子和自己有利的砝码。

  这种程度的委托,就是一段婚姻已经鱼死网破。就像恶性肿瘤,她不能保命,但想续命。

  她老公在一个南方城市的机场做后勤,独自住在当地的公寓。几乎是毫无疑问地,我们很快找到了他的第二个“巢”——约会对象的小区。

  那次运气好,对象小区构造比较别致,我们利用楼与楼的对角关系,就可以看到屋内。“男目标”和他的情人在房间里约会,煮饭洗衣服吃饭,其乐融融,我们在外面拍得不亦乐乎。

  那次用的是索尼最小的那台家用手持微型摄像机HDR-CX680,握在手里才一杯星巴克中杯大小。

  还有一次,我差点就以为遇到了“完美出轨”。女方一口咬定她老公有外遇,态度坚持得我们都不敢拒绝。怎么办?先干着吧,前前后后跟了她老公一个月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  正纳闷呢,委托女士自己坐不住了,关着门在家里跟她老公撕破脸吵起来,直接摊牌说她己找了私家侦探去调查他,把我们暴露了,整个调查陷入被动。几天后,“男目标”主动找上我来,开门见山地说他妻子有精神病,想委托我们调查她。

  当然,无论那位女士是否有精神病,一次是委托人,终生是委托人,反过来调查委托人这种事,违背了行业宗旨之一:忠诚。我们是不干的。

  

  “我犯了行业生涯最大的错”

  戴朋俊有七个队员,他们负责跟踪、蹲守。最近一个月,钟艳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九点坐进那辆宝马盯人,一直到晚上十一点。吃饭靠干粮,车上备有塑料袋和瓶子,吃喝拉撒全在车里。我见到她时,她穿着休闲素净,一头低垂的马尾,大框眼镜,放到人群里一眼被埋没。刚入行一年,钟艳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“年轻小姑娘”的标签。谈起戴朋俊,她说,师父是靠经验攒来的灵活,她是天生灵活。

  这是个苦差。就说蹲守吧,严寒酷暑不能开空调暖气,否则一辆车好好地停在那里,冷气机笃笃笃发出声音,一切白搭。

  我们有个行话叫“三秒定律”,盯着一个人,一辆车,视线不能移开三秒钟,否则对方可能转眼就消失。

  我有个“幕后”搭档老陆,他和我的年龄、资历都相当,但性格和行事方式大相径庭。老陆事必躬亲,蹲守观察一整天,不休息也不换班,干了十几年,眼里长了三四次结石。

  捕捉到证据时那股子激动带来的成就感,就像是别人在偷心,我们在心动。

  还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,那次的委托人是个中年女士,防备心比较重,要我们签合同。签,那就签吧,但那时哪能想到,白纸黑字相当于留了证据。

  “男目标”在当地不一般,很有威慑力。他的警惕性和防备心比委托人还要重一万倍,一前一后跟车,他会刻意调整变幻车速,测试身后行迹。记得当时走到一个拱桥,我们缓缓开到顶部的时候,猛然发现男目标的车停在拐角处,呈四十五度角对着我们。这说明什么?

  “45°”平时是我们一览360°无死角的最佳视点,现在被人反利用了。

  虽然那次侥幸逃脱,也坐实了男目标的情人对象。但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委托人的电话,她压着声音,语气紧促:“小戴,我老公要你的手机号码,怎么办?”

  合同暴露了。直到一天后,才接到她老公的电话,对方上来就是一句沉静而不客气的问句:“你叫戴朋俊是吧?”

  我听到旁边伴随着噼里啪啦电脑打字的声音,显然,这通电话在短短几秒之内传达给我两个信息:一,我知道你。二,我在查你。

  我故作沉着地问,“您是哪位?”

  对方没有回答,陷入了一分钟沉默,电话里的一分钟足够漫长,仿佛针尖对麦芒。然后那边挂断了。我知道,到这里为止,这案子是绝对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。我也没再和我的委托人联系过。我觉得她想要的,也差不多够了。

  

  几年前,一对广西的姐妹委托我去调查她们七十多岁的父亲,说他经常领一个女人来家中,我大胆建议姐妹在家里安装摄像头“捉奸”。这办法倒是奏效,她们想要的证据如约而至。

  但是,安了,得拆。当时年轻涉世未深,我犯了行业生涯最大的错误:跟她们到家中去,指导她们拆除。

  记得那天是姐妹两人母亲的忌日,天气一直持续着阴冷。到达她们家后,姐妹信誓旦旦向我保证:男目标(她们的父亲)要去附近一个县城,至少两小时才能回来。谁知道,我们开始动手后不到半小时,老头突然闯回来了,对着她女儿就一顿猛揍,打得鼻青脸肿,然后用刀子逼着问我是谁,我至今记得他那双涨满血丝的眼睛:“你现在在我家,我把你捅死了,也是正当防卫。”

  我骗他说要回酒店拿身份证给他看,老头便叫他身边的两个助手押我回酒店取。在路上我趁车子踩刹车准备掉头挂空挡时,拉开车门就往外冲,亡命一样一路狂奔,那次是正儿八经的虎口逃生,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。

  不仅是操作上的风险,“私家侦探”也一直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。1993年公安部发了一个通知,规定“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、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。”

  但后来又有个司法解释,允许将合法取得的私人录制的录音和录像作为证据,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线生机。私家侦探始终不能够插手刑事案件,所以目前国内唯一存在的,几乎只有我们这种“婚姻调查”。

  

  “真相有时候只能点到即止”

  坐在咖啡厅内,戴朋俊的叙说像没有终点的水流哗哗淹过了一天。“现在的我变得什么都能理解,什么都能接受。”他把这句话掷出,缓缓嘶出一口白气,镜片蒙上一层细弱的雾。我们交谈的尾巴,新的委托电话在这个时候打进来,一副清脆而稚嫩的女声,三言两语交代,想调查有出轨嫌疑的继母。

  除了“查证”,有的会委托我们“查人”。前者通常发生在婚后,后者在婚前、恋爱期。

  这么多年来,我接触过最年轻的委托人是个仅二十岁的女孩,行商之家的富二代,刚从国外留学回来,想让我们帮忙调查她刚在网上交到的男朋友。

  女孩带那男孩回家见了自己父母,对方却一直推辞再见面。我问她,有没有被骗钱?她说没有。上床呢?她说没有。

  我就哭笑不得了:那你调查他做什么?女孩说,怀疑对方欺骗了自己的感情。

  “偏听则暗”——虽然我们自认为在暗处,但委托人也未必身处明处,她们的很多话,其实只能听听而已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,那富家女孩八九不离十隐瞒了一些东西。她描述的那段关系里肯定存在利益欺骗:要么性,要么财。

  后来调查结果证实了一半:男孩的身份是假的,家庭住址和五辆车也是假的,其他的有多少真多少假,我们都不需要追究。

  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,再执着于“真假”,真相也只能点到为止。

  

  还记得前天晚上我才做完的那个案子?男目标在医院里待了一整夜那个,其实当时那位女士给我们她老公的资料时,我第一眼看到近照里那副憨厚相,根据这么多年经验,就十有八九确认:是这位女士想多了。

  她老公虽然长得五大三粗,但有一脸络腮胡和直笃笃的眼神,虽说人不可貌相,但心里有鬼的人,他面子上是藏不住的。

  那天傍晚,我们跟踪“络腮胡”从家走出来,他没开车,地铁上很容易跟丢,好在他个子大,省了不少眼力功夫。谁料到他径自来到一家医院,也没挂号,沉默着走进挂号大厅,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睡着了。

  几个小时后,我们只得打电话给委托人说,没见到小三,没有出轨。

  这两口子婚姻出了什么毛病,我不知道,到底存不存在一个“情人”,作为局外人我也不知道,因为女委托人给的费用只够调查一周的。

  如果说婚姻是个多面体,我想我只是以查找真相的方式,拂去其中一面的阴影。不是清道夫,更不可能是和事佬。

  

  “人总会生病,不一定非要动手术”

  就像这些光鲜亮丽的婚姻,在世人面前,对对都是璧人,可在他面前摊开来的,只是满璧疮痍。光亮的东西,能掩盖住阴影吗?坏掉的婚姻,还要不要继续?戴朋俊没有直面这个问题,而是提到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。结婚十年,老大也有9岁。做了十几年婚姻侦探,他倒觉得在家里,老婆才是“侦探”。“她什么都要知道。”戴朋俊讪讪一笑。

  很多事最后都没有答案。2003年,我还在跟着师父(魏武军)办案,在广东那边揪出一个小三,那时候拍照取证还没那么方便,我们带着委托人一起目睹她老公出轨的全过程,那位女士当场崩溃,泣不成声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问我们:怎么办?

  怎么办?我脱口而出:肯定离婚啊!魏老师当时打断我,不建议离婚。后来他转而跟我说:小戴,你先别急着劝,过几年再说。

  七年后,我已经出来自立门户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企业家找到我,她老公每天上下班接送孩子,孩子下课参加一个乒乓球兴趣班,和另一个女家长走得很近,两人经常在车里约会。

  我们跟踪她丈夫到了约会的出租屋里,毫不意外地,拍下了她要的一切。可当我得意洋洋地把新发现交给她时,她只是冷静地匆匆扫了一眼,然后沉默地凝视了照片几秒,结完尾款,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。

  后来过了几个月,我很偶然地接到她电话,她主动向我分享“续集”,语气甚至带着股幸福的温和,说,她现在每天都会接送老公上下班,和第三者也断了联系,夫妻两人做了深入交流,不计前嫌达成了共识和谅解,感情又进入了一个新高度。

  我当时一直想不明白,女人不都说出轨只有“0次和无数次”的区别?有了这一次,往后的信任问题怎么解决?

  人总会生病的,有的病吃点药就好了,不一定非要动手术。她在电话里说。

  

  我那时候才重新思考师父留给我的那个问题,也许出轨很容易,离婚也很容易,但婚姻不容易。它不是一张彩票,就算输了也不能一撕完事。之所以说那些女性“强”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婚姻要用尽全力,才可能面对一切。

  如果每个婚姻都代表一个多面体,我接收到的信息永远只有一面,通过让阴暗的那一面见光,为一段婚姻做注脚。

  而那个注脚究竟是逗号还是句号。我们不知道,也没有必要知道。

  *文中提到的委托人和当事人为化名,图片由受访者提供。

  出品人 | 闫涛(笔名:帝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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